红色九月|隐蔽战线熊向晖女儿:爸爸甘当革命的闲棋冷子
编者按: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九月,不仅是大自然丰收的季节,更是缅怀中华民族记忆中,那些英勇无畏、为国捐躯的英烈们的季节。在这个深沉而庄重的红色九月,我们驻足回望,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敬仰与怀念。
今年暑假,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红色文化传播融媒体基地”组织策划了红色文化传人“面对面”访谈实践活动项目,北京城市学院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师生在“薪火”红色宣讲团统一安排下连续对宣讲团导师进行深度访谈。
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公众号在九月将陆续推送专访报道,永志不忘先烈的牺牲奉献,激励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赓续红色血脉,谱写青春华章。
熊向辉之女熊蕾讲述父亲在隐蔽战线的传奇故事 摄影/邓兴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上,熊向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打入国民党中枢要害,长期担任胡宗南的侍卫副官和机要秘书,甘当革命的冷棋闲子。紧急关头,他两次将国民党进攻延安的绝密情报送达延安,先后瓦解和粉碎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的阴谋和行动,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被毛泽东赞为“一人顶得数个师”。
今年8月我们参加了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红色文化传播融媒体基地”组织策划的暑期实践项目,采访了熊向晖之女熊蕾,前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听她讲述父亲熊向晖的传奇故事。
为寻求中国共产党,坚持求学清华
熊向晖,1919 年 4 月 12 日出生于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父时任掖县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国民党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 。
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土匪横行,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发了那一代青年的爱国热情。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让熊向晖和那一代很多的青年深感失望,于是他开始追求进步,寻找中国的出路。1935 年 12 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这场由北平大学生发起的抗日运动,在全国掀起了爱国热潮。
身在南京的熊向晖,受到了很大鼓舞。他判断一二·九运动背后一定有共产党,就下定决心报考清华大学,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共产党。
当时,他在南京读高中,家在武汉,为了保险起见,他同时报考了 4 个大学。幸运的是, 4 个大学都录取了他,但父母不愿意他去北平上学,一是北平距离日军占领区太近,不安全;二是上清华费用高。
然而,从小就是乖孩子的熊向晖,这一次却非常叛逆。他坚决表示非清华不去,甚至差点要砸奶奶的佛像。
值得一提的是,他家的房东,恰巧是闻一多的父亲,这位老先生平素就很喜欢熊向晖。听闻这件事后,闻父劝说道:“仗不见得很快就打,清华大学很好,我儿子闻一多就是那儿文学院的院长。”
这样,在闻老先生的劝说下,父母同意了。
1936 年 9 月,熊向晖入学清华大学。他渴望进步的倾向很快就吸引了党组织的关注,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后,他在蒋南翔和杨学诚的介绍下,于当年 12 月,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甘当革命的“闲棋冷子”
1937 年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咐熊向晖暑假回家,趁机了解社会动态。
熊向晖回到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后来学校在长沙复课。
同年12 月,上级指示熊向晖不要暴露自己党员身份,要求他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这个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该团的组成引起了胡宗南的重视。在武昌,胡宗南亲自面试了服务团的团员。
熊向晖因为不同凡响的表现,引起了胡宗南的特别关注,第二天邀请熊向晖父子一起进餐,决定对他重点培养。
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因周恩来外出,董必武接见了熊向晖。董必武说道:“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备选者的条件: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广,记忆力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蒋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也认为合适。胡宗南一见面对你产生好感,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
董老接着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董必武还叮嘱道,恩来要熊向晖特别注意三点: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在,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寻找机会推动胡宗南抗日;三在国民党,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
董必武跟熊向晖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5月,在胡宗南的安排下,熊向晖前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 年 3 月,熊向晖学习期满,被胡宗南选定,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为胡宗南的亲信。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其起草的讲话稿短小精悍,尽是豪言壮语,最得胡宗南的赏识。
紧要关头“一人可抵数个师”
1943 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要趁此给予共产党闪电袭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前完成部署。
行动绝对保密。
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
熊向晖获此情报,深知其重要性。他及时传递给联系人,利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密台报告给延安。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党中央及时向外界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袭击计划破产。毛泽东获悉后,大赞熊向晖“一人顶得数个师”。
1947 年 1月,熊向晖与恋人谌筱华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按计划,夫妻两个于2月22日在杭州旅行度蜜月,之后熊向晖就前往美国留学。然而3月1日,胡宗南通过保密局找到正在杭州的熊向晖,让他立刻去南京。3月2日,胡宗南一见熊向晖,就对他说,去美国推迟3个月,要打延安了。因为此次行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政治进攻要和军事进攻同时进行,所以胡宗南让熊向晖帮助他的政治部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更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宗南还递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要熊向晖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
熊向晖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照抄不误。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熊向晖倒锁房门。再次细细阅读抄下来的文件,确信自己牢记无误后,将抄件焚毁,余烬冲入马桶。
3月3日,熊向晖随胡宗南和他的参谋长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
当晚熊向晖找到他的联系人,详细讲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为了保密,胡宗南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联系人跟熊向晖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3月 7日,熊向晖再次找到联系人,说胡宗南决定将进攻日期推迟3日。
熊向晖获悉,此前的情报已经呈报毛泽东、周副主席 ,认为很及时、很得用。
3月8日,熊向晖随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乘专列到了陕西铜川。9日,到了洛川。在洛川,熊向晖了解到胡宗南对各部队行军的具体部署,特别是获悉国民党保密局给胡宗南配备了最新的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正在侦测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电台的位置。他们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道的情况很重要 ,关系到中央的安危。但熊向晖不能前往陕西西安面告联系人,怎样把情报递出去,成了燃眉之急。
熊向晖不会密写,更没有任何无线电设备。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违背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写上联系人的化名,另一封信给他当年服务团的团友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入绥靖长官公署的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认识熊向晖的联系人。但是熊向晖不知道潘裕然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知道他诚实可靠,不可能出卖他。
还好,一切顺利。
党中央获悉此消息后,很快取得了羊马河大捷,在战后播发的新华社社论中讽刺了胡宗南部队的行军方式。针对国民党的无线电侦测,采取电台静默3天的紧急措施。
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行动失败了。
胡宗南彻底垮了。
5月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
5月21日,熊向晖离开延安。
此后,他再没有见过胡宗南。
同年6月,熊向晖去了南京,7月去美国留学。先入密歇根大学,不久获得俄亥俄州西储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
1948年,熊向晖获得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1949年熊向晖回国,长期从事外交工作。
深入虎潭,最终全身而退。
熊向晖的隐蔽战线生涯堪称传奇。
为动用组织经费,感到歉意
熊向晖的执着和自律给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熊蕾谈起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获得硕士学位后,熊向晖急切地想回到祖国。1948年末,他得到党中央指示,从香港入境,然后再到北平。
但是,国民政府给熊向晖一年的奖学金他已经坚持了一年半,这时已经没钱了。
熊向晖就去打工,刷盘子,洗碗,干了几个月,挣够了前往香港的船票费用。
到了香港,联络点没变,但联络人变了。
在等待新的指示的时候,熊向晖的那一点儿旅费花光了。
他不想继续等下去,就把自己唯一的一部打字机,以及一半的书卖掉,买了开往天津的船票。
等到了天津,下了船,却没看到有人接他。
他只好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前往北平的火车票,在前门附近找了个旅馆住下。
这时候,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幸好,他在报纸上看到蒋南翔的消息,就找到蒋南翔。等到组织上派罗青长来接他的时候,熊向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得先给我把旅馆的钱结了。”
多年后熊向晖讲到此事,很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动用组织的钱。”
熊蕾提到此事,感慨地说:“他入党12年,从来只交党费,没拿过党组织一分钱。这回第一次动用组织的钱,竟然还感到不好意思。这在今天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他到香港以后,住宿交通的费用,都可以让组织来负担。但是,我爸爸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也不计较这个。他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命都豁出去了,哪能计较这点事儿。”
熊蕾提到的两件小事,同样也令人印象深刻。
1982年,熊向晖主动向中央请求,从调查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的位子退休。
但是,党中央觉得他在老干部中尚年轻,又很有才华,应该出来做事。
当年10月9日,熊向晖被任命为中信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熊向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把工资关系留在原单位,不调过去,因为他觉得中信公司是企业单位,自己工作不了几年,不想给企业增加负担。
年终奖他也不要。
秘书只好把年终奖给了他妻子谌筱华。
谌筱华起初也不要,后来秘书说放在自己那里不合适,谌筱华才收下。
动乱年代,一些熟悉的老首长走背字儿,门前冷落车马稀时,熊向晖会登门看望。但是一旦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熊向晖就不同他们来往了,说:你们有事,你们找我,我不会去找你们。对他的清华老学长宋平也是这样。所以一般都是宋平夫妇到熊向晖家里来的多。宋平进入政治局常委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们夫妇又来熊向晖家,临走时,熊向晖不顾宋平夫妇阻拦,坚持要送他们去楼下。家人都觉得奇怪,因为父亲平时最多送客人到电梯口。熊向晖笑呵呵地对宋平说,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一级警卫!结果看到楼下只有一个秘书,一辆车,熊向晖很高兴地对宋平说:“这还差不多!”
我能活下来,就已经足够了
谈到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的工作,熊蕾说道,尽管自己参与时间不长,但是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
期间,她谈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故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坚守阵地的人员只剩下了2位,一个是视力受损的战士,一个是双腿负伤,无法行走的班长。这位战士就背着班长,两个人共用一双眼,一双腿,班长指哪儿打哪儿,继续战斗。最后,班长阵亡了,战士也身负重伤,最终活了下来。
这个战士是四川人,先是在医院疗养了几年,最后,他坚决要求回老家,渐渐就失去了消息。
“后来,我的一位朋友挖掘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就想找到这个战士,找了很久很久。直到2005年,还是2006的时候才找到,不过他已经去世了,生前在县民政局做着很普通的工作。”熊蕾说,“我的这位朋友到他家一看,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全家最值钱的财产,就是一台黑白电视,门上贴着光荣军属的牌子。他的好几位子女,也都下岗了。”
熊蕾说,她的朋友问他们的子女,说你们对组织有什么要求吗?这位同志的孩子们说:“我爸爸不许我们向组织提要求。他说,我的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你们毕竟还有爸爸我这条命。再困难,我们自己想办法克服。”
“像这样为了国家,拼过命,又不索取的英模,我们应该宣传他们的事迹,汲取他们的精神力量,而不是轰轰烈烈过后,就彻底忘记了他们。”熊蕾说,“国家设立纪念革命先烈日, 9月30日,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将这个日子定在建国前夕,具有深刻的意义。”她希望纪念烈士能够常态化,在英烈的出生地,比如乡村,都应该有纪念碑或纪念地,记录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人的名字,传播他们的事迹,让人们能够缅怀和尊重他们。
熊蕾老师说:“在未来,我们要继续努力,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建立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方式,让革命精神深入人心。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创新传播方式,用年轻人易于接受的方式讲述革命故事,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革命精神。”